这能算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吗

年前在广东打过工的朋友，还记得当年非常猖厥非常不合理的“收容遣送制度”吗？就是外地人，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可能会被没有暂住证而被治保会抓走，像绑架人质一样，送到收容站，然后通知家属拿巨额保释金来赎人，如果没有按时来赎人，就会被逐步遣送，遭受非人折磨，甚至致伤致残致死……

作为一个外来人，本人对非人道的《收容遣送制度》愤怒之极，无于言表，唯有用纤细的笔尖书写血泪经历，控诉强势群体的不合法行径，让社会各界 　　孙志刚之死，终结了一部运行了二十多年的行政法规，给它画上了一个句号，——让掺和着底层民众血泪的收容制度从此成为历史。这也将意味着，从此，我们——这些来自异乡的流浪者的人身自由将不会再以“收容”的名义而被粗暴无理地践踏，可以更多地享受到一个文明社会应有的公平和正义。

　　然而，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忘却，无论是在今天，还是昨天，那将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每一个农民工，一提起“暂住证”和“收容遣送”，就感到胆战心惊……

7年前，第一次被收容，我很悲伤

年，当时我在广州一家杂志社做广告业务员，租住在广州北郊黄边村。

6月30日，建党75周年前夜。我从快餐店回住处的路上，碰到一群“杀气腾腾”的治安联防队员在盘查暂住证（其实他们连制服都没有穿，看起来倒像一群土匪）。我掏出我的身份证和工作证递给他们，接着说：“我在XX杂志社上班，才搬来这里几天，还没办暂住证。”“你大晒，不得了哇？”那些治安队员瞧都没瞧我的工作证，“我要的是暂住证，这些证有屁用！”然后又用力推了我一下。“走！”我和他们争辩：“我明天就去办不行吗？”话没说完，我就挨了一巴掌，“你妈的X！明天我给你个官做。”和另一些被查到没办或没带暂住证的外来人员，他们像赶一群鸡鸭一样把我们赶到治安队。

　　治安队的小屋里关了上百个人，看到大家一脸的无助和无奈，我想，这下完了，在他们的地头，只有任他们处置了。

　　后来他们把我们像物品一样“塞”进一辆面包车，本来坐10个人的面包车，里面却挤了近30人，他们把我们送到新市派出所，填了一张表后，又送走。

　　在闷热又充满汗臭味的车上挤了近两个小时，我们才知道是被送到了增城收容站。

收容站里面一双双充满恐惧的眼睛，我们都是来自祖国各地，老实巴交遵纪守法的农民工，当然也有几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不管你在外面是干什么的，但在这里面，都是“盲流”。

　　第一次被关进收容站，想不到这里的条件如此之差！不，这里根本没有什么条件可言，说难听一点，和我们农村关牲畜的猪栏差不多。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阴暗又潮湿，发出浓浓的霉味,里面关着三四十个“犯人”。这样的环境根本就不是人住的地方！冰凉的水泥地上堆着十几床破烂且发臭的被子：一个没有任何遮掩的厕所就在我们的床头；惟一一扇窗户也被粗粗的钢筋焊得十分牢固；沉重的铁门只有几个手指大的小孔。这里没有任何的生活用品，洗脸，用手擦几下；刷牙，用手指擦一下；洗澡，也是用手擦几下；连擦屁股也没有手纸，同样只能用手擦，然后用水洗。渴了只能喝点自来水；吃的是半生半熟的饭和几片发黄的青菜；衣服只能十天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地穿下去，哪个人身上不是又脏又臭呢？

　　我们在里面不能穿鞋，也不能系皮带，身上不能有任何的东西，因为一进入这里就要被搜身。我们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白天我们不能睡觉，也不能躺着，只能坐在里面发呆，就是我们在里面说几句话也会挨骂，这样的日子就是监狱里的重刑犯也不可能过的呀！这不是收容站，这是地狱！

　　也许是因为这里面的人大家情绪都不太好，也许是因为这里面龙蛇混杂，所以打架斗殴时有发生。但是打起架来双方都不是赢家，因为要是谁打了架，收容站的“狱警”就会拉他们出去打个半死，然后还要剪个“菠萝头”。

　　“铁窗啊铁门铁锁链……”，这里的“犯人”唱这首歌时的感情是最真挚的，虽然我们根本就算不上是犯人，可是我们和那些监狱里的囚犯又有什么分别呢！我们比囚犯过得还悲惨。我亲眼看到有个人由于受不了精神上的打击，变得语无伦次，成了个精神病人。

　　我们惟一的权利就是在特定的时间里，可以打电话或发电报，叫我们家里人拿钱来“保释”我们，要不，他们怎会有收入呢？他们有点像“绑匪”，而我们就是“人质”。

　　我日盼夜盼，度日如年，看到一个一个的“狱友”都出去了，我想出去的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可是打了好多的传呼，发了好几份电报，也没有人来接我。单位的领导不肯来保我，说和我是合作关系而不是雇佣关系；找老乡也个个都说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帮我去找我的家人。听人家说，如果一个月还没有人来“保释”我们，那我们就要被送到更远的地方去，干满一个月的体力活再遣送我们回家。我想，也许我要被送到外地去了。

　　我在增城收容站被关了13天，我像在这里过了13年哪！父母终于从千里之外的江西赶到增城，向收容站交了元后，我才“重获新生”。

出来之后，1.7米身高的我瘦得只剩下47公斤了。工作没有了，我身心又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只好回到家乡。但家乡一些不知情的老乡听说我坐过“牢”，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我，背地里说我肯定是做了犯法的事，要不怎么会“坐牢”。在家乡呆不下去了，后来我去了福建厦门找工作。在厦门同样遭遇过查暂住证，值得一提的是，厦门的治安人员只是要求我们尽快办理暂住证，根本不会随便罚款，随便抓人。

7年后，再次被收容，我很愤怒

　　７年后，我已经在广州市花都区购置了商品房，按照花都区的有关规定，购楼业主以及直系亲属可以入户花都，就是尚未入户，凭房产证也不须再办理暂住证。如果说7年前那次被收容是因为我没办暂住证，那么7年后有固定职业和固定住所的我再一次被收容，我真的无比愤怒。

　　今年2月21日凌晨1点多，有个老乡因家中发生急事，要我用摩托车载他去江高镇水沥村找他妻子。

　　到了水沥村，他进去找他妻子了，我在一条小巷里等他。还不到５分钟，一道强烈的白光向我射来，然后两个治安队员骑着摩托车在我面前停下，“干什么的？”我说在这里等一个朋友。“三更半夜等什么人，一定有问题。”一个治安队员要我拿证件给他看，我掏出我的身份证和驾驶证给他，另一个拔我的摩托车钥匙。我伸手去抢回我的钥匙，和他们争辩：“你们有什么权力拔我的钥匙？”其中一个容不得我说完，就猛力地一拳打在我的头上，“我现在怀疑你偷盗。”然后要我推着车子跟他们去治安队。

　　在治安队的小屋里，我蹲在地上，七八个治安队员轮流“审问”我。我说我真的是在等人，并且和他们论理。有个治安队员说我不老实，要教训教训我，然后就动手打我。我说：“你们不要无法无天，警察都没权力打人，你们有什么权力打我？”他这才住手。

　　在治安队呆到近凌晨三点钟，我还以为他们没有什么证据就会放我，谁知此时驶来了一辆警车，来了两个警察。我想警察比治安员懂法，我以为我遇到了救星，我对警察说我真的是来这里等人，是他们乱抓人。但其中一个警察却凶狠地说：“讲什么废话！到了派出所你不老实交代，我就剥了你的衣服打死你！”此时我的心已经凉了，想不到连知法懂法的人民警察居然说得出这种话。

　　在江高派出所，我被关在一间屋子里，然后就再没有人理我了。寒冷袭击我，蚊子又咬我，但我都挺过去了。可是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依然没人来理我，早餐没有吃，午餐也没有吃，我饿得只有用双手压着自己的肚子。

　　下午，有个警察给我做笔录，我再三说我真的是在水沥村等一个朋友。那个警察也没多问什么，我想这下总可以放我走了吧，但是依然没有放我走。我对那个警察说：“我又没犯什么法，就是不放我走，也得让我打个电话，告诉我家里人，以免我家里人担惊受怕。”可是这个警察对我说的话似乎没有听见。

　　晚上７点多，我实在饿得胃痛难忍，又头晕眼花，我央求一个保安帮我买来点东西吃，这才好受一点。

8点半，一个警察把我的摩托车钥匙和证件还给我，我又以为他们会放我走，想不到又把我赶上警车，原来他们是把我送到收容遣送站。

　　在白云区收容遣送站的“监仓”里，坐了一个多小时，“监仓”里的人也越来越多，后来一个一个地被叫出去问话和签名。我想：轮到我的时候，一定要向他们说明我的情况，因为我根本算不上是“三无人员”，我一定要想办法出去。后来一个警察给我做笔录，问我：“你是哪里人，有没有工作？”我说：“我是花都人，是花都的个体户。”“身份证上明明是江西人，怎么说是花都人？”我回答：“我在花都已经买了房子，户口正在办理中，并且花都公安部门规定在花都有房产的就不须再办暂住证。”“有房产证吗？”“有”，“房产证上的业主是你吗？”“是我。”“那可以，把你家里人的联系电话告诉我，我会通知你家里人拿房产证过来。”听到这句话，我才松了一口气，只要明天我家人拿房产证来，我明天应该可以出去。

　　第二天早上，广东省以外的收容人员全都送走了。一直等到10点多，工作人员才叫我的名字，说有人来保释我。

　　我哥说，他８点钟就来了，只是保安一直不让进，他不停地打电话进来，（因为昨晚那个警察通知他来保释我，那个电话号码还保存在他手机上），工作人员才允许他进来替我办理保释手续。那个警察明明说好只要带房产证过来就可以放我，但工作人员还是要我交了元办一张暂住证才让我走。因为他们说这里是白云区，花都人来也要办暂住证，（其实花都人在广州市10区是根本不用办暂住证的，广州市的暂住证在广州市10区都通用），想想这元也不是很多，也只能是“破财挡灾”了。

中国的公民在中国的土地，为什么还要暂住？

　　可以说，很多外来人员都有像我这样被收容的辛酸经历。我们走在大街上，没有做任何的坏事，只是因为我们没有或没带那张小小的“暂住证”，执法部门就有权力把我们抓起来，罚我们的款，或者关我们十几天或一个月，可以非人一样对待我们，甚至殴打我们。

　　每一个农民工，一提起“暂住证”和“收容遣送”这几个字，就感到胆战心惊，表露出极大的愤怒，同时也感到深深的无奈。“谁叫我们是外地人呢？谁叫我们要在人家的地盘上求生存呢？”他们如是说。

　　我国有上亿个农民进城打工，我们在城市的边缘艰难地求生，我们靠自己的汗水辛勤地劳动，干着最苦最累最脏的活，得到却是最少最少的报酬。我们如此拼命，不但没有任何的福利和保障，还要向当地政府缴纳“人头税”——花多元甚至几百元办理一张小小的卡片。

　　执法机关口口声声说暂住证制度是为了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的稳定。难道有了“暂住证制度”就可以把流动人口管好吗？我想未必。

　　据本人的一些了解，很多涉嫌从事不合法职业的人，如小偷、娼妓、造假人员，他们的钱来得比较容易，都不会在乎那点办理暂住证的钱。相反，那些干体力劳动的农民工，由于收入太低，他们舍不得花那多元甚至几百元去办那张形同虚设的暂住证。对他们来说，这些钱，也许是他们一两个月的生活费；也许是他们从外地来打工的往返交通费；也许是他们子女一个学期的学杂费。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有些地方为了创收，在办暂住证问题上出台“划地而治”的土政策，连各镇之间的暂住证都不能通用。农民工本来就是流动性很大的，他们都不知道自己能在这个地方呆多久，也就会不舍得花这个他们眼中的冤枉钱了。

　　甚至有些地方，由于执法人员的素质低下，我们就是有暂住证，他拿来一撕，“你还有暂住证吗？”如果和他们论理，他们就会殴打我们，残暴地对待我们。

　　所以，暂住证制度实际上是防君子而不能防小人，治标而不能治本。这些不合理收费的存在，归根到底还是在于某些执法部门的利益问题。现在全国有万个农民工，如果以每人办理暂住证每人收费元计算，那就是亿呀！就是打个半折，也有72亿呀！他们会轻易放弃这块肥肉吗？没有人告诉我们这笔钱用到何处去了，但是一些执法人员利用制度的漏洞，凭借手中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这是勿须争辩的事实。

年初，国务院向各地方政府发了一份紧急通知，要求停止对进城务工人员的乱收费，规定每张暂住证的收费最多不能超过工本费５元。广东各市县也一度停办了暂住证，但是两个月后马上又死灰复燃了，不但收费没有降低，反而更高了，以广州市为例，现在每张暂住证的收费是元（年前是96元）。

　　我们是中国的公民，我们的身份证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12个大字。既然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居民，我们在自己的祖国怎么是暂住呢？无论中国有多大，我们都可以凭身份证走遍全国各地，谁也没有权力要求我们暂住。就像驾驶证一样，既然证件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驾驶机动车，而不是类似暂住证一样再办理一张“暂驾证”。

　　有专家指出，暂住证制度实际上是在排斥流动人口进入城市，防范的主要对象是农民。这同我国实行的“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一样，都具有强烈的歧视色彩。我们不能享受和城里人平等的待遇，我们在自己的祖国都要被人以歧视性政策来对待。从这方面来说，我们这些农民工都是无辜者。

　　我国的《宪法》规定，公民有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但是现在的暂住证制度却成了流动人口的紧箍咒和防范的护身符，是尊严所系，也是自由所依。没有了暂住证，我们有时候在自己的祖国就成了野鬼孤魂。如果我们没办或没带暂住证，警察就有权扣留我们，罚我们的款，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

　　几乎每一个地方，大至一个省，小到一个村，在进入它的辖区都会有一块大大的广告牌“××人民欢迎您”。有一个朋友说，广告上的“欢迎您”，不是欢迎我们这些农民工，而是欢迎那些外商投资者，这不完全是夸大事实，《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过南海市的一个村居然规定“外来工不得进村”。如此歧视自己的同胞，真的是太可悲太可恨了。

　　前些日子新华社不是有“20万民工躲泉州”的报道吗？福建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就业处处长陈群林说：“一些地方政府只注意为外商、为企业考虑投资环境，却忽视了保护劳工的合法权益，有的甚至牺牲劳工的合法权益来迎合、满足企业的利益……”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某些地方政府对待农民工的歧视态度。

　　《中国青年报》4月7日报道，福州市作出决定，对当地农民工进城就业实现“零收费”政策。对于我们农民工来说，这是一个利好消息。遗憾的是这个“零收费”仅仅只局限于福州市，中国更多的城市依然还对我们农民工兄弟“高收费”。

　　户籍制度已经在悄悄地改革了，暂住证的取消离我们还会远吗？

　　中国的公民在中国土地，为什么还要暂住？

收容遣送，何时不再针对我们农民工？

　　暂住证制度相关联的是收容遣送制度，早在年我国就颁布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办法》的初衷是救济帮扶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其性质是福利性的。但经过20多年的执法结果，它的性质完全变了，它成了对付我们农民工的一种手段，如果我们这些农民工（当然也包括外地来的大学生或下岗分流人员）被查到没有或没带暂住证，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向他们缴纳罚款，我们就要被收容遣送，如同犯人一样对待我们，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而且我们要被强制缴纳一笔不小的保释款。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刘仁文说，年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已经废止了刑事诉讼中的收容审查制度（针对有犯罪嫌疑者）。那么现在连犯罪嫌疑人都够不上的三证不全人员和流浪乞讨人员，又有什么理由对他们进行强制收容呢？既然公安部门都没有了收容审查权，那么民政部门就更不应该拥有这样一项剥夺人身自由的权力了。

　　《中国青年报》等新闻媒体经常有这样的报道，有些收容人员在收容站里面被殴打，致伤致残甚至致死；有些妇女收容人员被人强奸、轮奸或者被人“购”去卖淫；有的收容人员因身心受到损害，导致精神失常；还有些收容人员在收容期间被“人间蒸发”。两个月前的报纸上刊登了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被当成“三无人员”收容，在收容期间被人打死的新闻。听到这个噩耗，不但所有的农民工愤怒了，所有有良心的国民也愤怒了，连中央领导干部也愤怒了。在愤怒的同时，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如果不存在这种与宪法相违背的“暂住证制度”和“收容遣送制度”，这种悲剧会发生吗？

　　中国是个法治的国家，《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决定或由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其它非法剥夺或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身体。”既然如此，乱抓人、乱扣人、随便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收容遣送制度”就很明显地和《宪法》相抵触了，就必须取消。

年广东省实施了新的《广东省收容遣送制度》规定开始说：“收容遣送是由政府实施的一项救济行为。”这种“救济行为”就是把我们这些没有办理暂住证的农民工关起来，连囚犯都不如地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罚我们的款。这也是“救济行为”？强盗行为还差不多。

　　北京大学行政法教授湛中乐说，收容遣送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带有一种歧视色彩，包括职业性、区域性歧视。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除了刑法以外，不能再有一个多元法的行政体系。

　　早在年10月5日我国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九条规定：“除非依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的解释，这里的“法律”，是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这里的“程序”，是指经过合格的法庭审理。另外，该《公约》第十二条还规定：“在一国领土内合法居留之人，在该国领土内有迁徙往来之自由及择居之自由。”我们农民工并没有违法犯罪行为，对我们采取强制收容遣送措施，显然不符合《公约》的上述规定。

年，九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时的记者招待会上，朱总理都不无感慨地说，令他最头痛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因为我国的农民还比较穷，我国的农村还比较落后。有专家指出，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基本途径，“三农”问题得不到解决，必将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随着我国市场道路不断延伸，农民工群体成了不可或缺、无法排除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及城镇的建设，离不开我们农民工；“世界工厂”的正常运转也离不开我们农民工；祖国的“四化”，更离不开我们农民工；但现行的暂住证制度和收容遣送制度却成了绊脚石，阻碍了农民进城。什么时候这些歧视性、不合法的政策取消，让我们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我们农民工的积极性才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安定，关系到我们民族的强大。

　　欣闻收容遣送制度已成为历史，收容站也将改为救助站，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希望全社会都来关爱我们的农民工！

衔接：孙志刚之死

　　孙志刚，男，今年27岁，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之前在广州某服装公司工作。

　　年3月17日晚10点，他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网。当晚11点左右，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带到了黄村街派出所。后被送至收容遣送中转站。

　　3月19日，孙志刚的朋友打电话询问收容站，这才知道医院(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去了。

　　3月20日，孙志刚死于广州收容人员救治站。20日中午，当孙的朋友再次打电话询问时，得到的回答让他们至今难以相信：孙志刚死了，死因是心脏病。护理记录上，孙的死亡时间是年3月20日10点25分。

　　而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4月18日出具的检验鉴定书中，明确指出：“综合分析，孙志刚符合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从尸检结果看，孙志刚是被人殴打致死的。

6月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做出一审判决，主犯乔燕琴被判处死刑；第二主犯李海樱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余10名罪犯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３年至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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