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男孩接受捐肾手术,出院那天妈妈不见
十年前，我在泌尿外科工作时，遇到一个患有先天肾病的男孩，
入院时，一家三口整整齐齐。
出院时，男孩的体内多了一颗肾，男孩的妈妈却不见了。
我刚轮转到泌尿外科，只是从同事那儿听说过一些给患者和器官捐赠者牵线搭桥的黑中介的事。
有一次，黑中介的电话直接打到办公室，问我：“一颗肾能卖多少钱？”
我语气激动，警告他：“私人买卖器官是违法的，我们不接受来历不明的器官做手术！”
他明显迟疑了一下，带着防备的口气又问了一句：“那买家和卖家怎么交易？”
见对方还不死心，我继续劝说，那头的人匆匆挂断了电话。
没想到这些人已经明目医院问行情了。
过了很久，我才知道这通电话背后的秘密。
1
漫长的肾源等待中，我知道有的家庭会拨通黑中介的号码，也知道结果都是一场空。
毛毛不一样，他进院的时候，他妈妈笑得特别开心，说毛毛已经找到肾源了，这次来就是做移植的。
毛毛从不主动和我说话，每次查房，我都能看到他坐在病床上安静地翻着仅有的几本旧书，或者一动不动地发呆。
毛毛已经到了读高中的年纪，个头却不到1米6，乍一看，瘦弱得像个小学生。
他患有先天性儿童肾病，两颗肾脏如同正在萎缩的小苹果一样，他的病发展到最后就是终末期肾病，俗称的“尿毒症”。
最初他因为水肿就医，发现时已经是晚期，选择只有两个：要么靠透析勉强维持；要么肾脏移植。
过去的几年，他每周都要透析3次，每次4个小时，这让他没法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学、玩耍，透析机和白大褂成了他童年最熟悉的记忆。
我给毛毛做入院检查时，毛毛一直躲在妈妈身后，全程像个小木偶一样静静站在一边。
讯问病史，毛毛妈总是扯着大嗓门抢先答话；毛毛爸很沉默，偶尔应和一句。
“这次住院是来做肾移植的吗？”我翻看着毛毛的入院材料问。
“是呀是呀。”毛毛妈一副兴奋的样子。
“亲属肾还是捐献的尸体肾？”十年前，尸肾的肾移植手术比例远高于亲属肾，就是价格高昂，普通家庭很难负担。
“别人捐的！医生你放心，我们准备好了钱的！”毛毛妈抢着回答。
我所在的省份，做血液透析的病人一年有5万多例，他们等待一个肾脏的时间平均是7年。毛毛很幸运。
我把毛毛一家安顿在4楼我所负责的66号病床。
医院规定，病人只能由一名家属陪床，于是毛毛爸妈晚上就轮流在走廊打地铺。
全家人都在等着那颗拯救毛毛的健康肾脏。
2
毛毛一家很奇怪。入院没多久，我就没再看到这三口人在一起的时候。
那天我一进大楼，病人们正排着队，等食堂送餐大妈打饭。我没有在队伍里看到毛毛一家。我到病房里看他们，毛毛爸妈都不在，只有毛毛坐在病床上吃包子。
在走廊里我瞥了一眼安全通道的门玻璃，注意到毛毛爸佝偻着背，坐在楼梯间的台阶上，一手端着饭缸，一手捏着块馒头往嘴里送。
我悄悄看了一会儿，发现他的上衣口袋露出一盒皱巴巴的香烟，于是推医院抽烟。
毛毛爸愣了一下，带着点讨好的意味说：“懂咧，懂咧。需要的时候敬别人的烟，总不好意思口袋空着咧。”
每次午饭我都会看到毛毛爸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台阶上。
他只给毛毛订了饭，自己总是一个馒头就着咸菜和一缸白开水，偶尔沾点油花，还是儿子吃剩的菜。
至于毛毛妈，自从我轮休了两天回来，就一直没看到。
后来我跟夜班护士聊天才知道，毛毛妈给自己办了入院，已经住进楼下的病房了。
“他们家是真困难，主任已经在帮忙申请基金救助了。”护士告诉我。
我纳闷，他们家不是说移植的钱都准备好了吗？
毛毛住在我负责的床位，我和他们家的接触不少，相处也还愉快，我这时才知道，毛毛要接受的肾脏来自妈妈，不明白毛毛爸妈为什么要在入院时骗我说肾源来自外人捐献。
当晚，我去66号床看毛毛，把手头多出来的一份盒饭送给了毛毛爸。
过了一会儿，毛毛爸轻轻敲响了我的办公室门。
他从门外探头进来，一脸感激的表情。他抽出一根给我：“医生，来，谢谢啊！”
我皱医院不能抽烟，指了指椅子，示意他坐下。我想问清楚，他们为什么骗我。
毛毛爸讪讪地笑着，局促地低下头，一个劲儿向我道歉，脸上的皱纹都挤在一块了。
他告诉我，就在1年前，毛毛和妈妈配型成功，已经符合了肾移植手术的要求。
配型成功的消息没换来毛毛一丝开心的痕迹。
他已经见过太多人等着等着就离开了，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甚至不太相信自己能通过这颗肾活下去。
但毛毛妈充满了希望，想着终于能救儿子一把。
没想到，毛毛拒绝手术。
当时毛毛问了一个问题：如果运气好，妈妈这颗肾脏可以维持自己到30多岁，之后怎么办？
这个困扰了毛毛爸妈一年的问题，是毛毛自己上网查到的。
毛毛发现肾移植十年存活率也就60%，而且术后排斥反应不可避免，一般一个肾脏的寿命是在5到20年。
他用这些看来的数据来拒绝母亲。
毛毛爸告诉我，“这孩子的心事一直很重。”
3
医院附近的棚户区，毛毛爸总在街角等日结的零工，毛毛妈除了照顾儿子，还去做保姆，到工地上做饭。
当年，换肾的总费用得四五十万，手术和药物的花费并不是大头，主要是给捐赠者的家庭提供一笔“丧葬费”，甚至还有“中介费”，这是我们那边捐赠者和病人之间不成文的规则。
一年里，这个家庭唯一的治疗方案始终没能得到毛毛的认同。
对毛毛爸妈来说，自己以往的人生经验根本派不上用场，他们花光心思也只能想出几句安慰的话：没事的，都会过去的，一定会好的。
毛毛妈就在身边陪着儿子，每天盯着他吃定量的饭，喝定量的水。毛毛的左手做了“内瘘手术”，为了使血管承受反复的穿刺，方便透析。
从那以后，毛毛妈就会看着毛毛，不能用左手提重物、不能戴手表、睡觉时不能用左边身子侧躺，穿脱衣服都要先穿或先脱左手。
她用她的大嗓门时刻提醒，带着毛毛跑上跑下做检查、做透析，竭尽所能要把儿子从死神的手里抢过来。
她知道儿子爱吃什么却不能吃，想做什么却不能做，透析时的痛苦，忍住的眼泪和折磨，她都看在眼里。
所以当一线生机出现的时候，说什么也要抓住。
她总是说着车轱辘话，反复说服毛毛收下自己的肾脏。
听到这里，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即便见惯了生死的医生，也不敢坦然说自己不畏惧死亡；但毛毛这个孩子，竟然敢于拒绝求生的机会。
为了让毛毛康复，毛毛爸动起了偷偷卖掉自己肾脏的念头。
他想用卖肾挣来的钱，给毛毛买一颗肾，让儿子安心接受手术。
他到处打听所谓的“中介”价格，想把自己的肾卖个高价。
我值夜班时接到的“肾脏黑中介”电话，其实是毛毛爸最后一次做卖肾的尝试。
他在外面道听途说的行情都是，卖一颗肾能换几万块钱，而买一颗肾要花几十万。
他给我打电话，是想知道自己的肾能不能卖更高的价钱；他还想知道，是不是真的能瞒着毛毛把这手术做了。
4
毛毛爸妈决定骗儿子一次。
他们谎称等到了捐献者，而且社会上有好心人捐款。“手术的钱都凑得差不多了，这么幸运得到了名额，孩子你得来做啊。”毛毛爸的语气近乎哀求。
毛毛终于答应了。
这次谈话，毛毛爸以卑微的姿态，近乎讨好地语气，攥着我的手，哈着腰不住地嘱咐：“千万不能说啊!”
那样急迫的神情甚至让我担心，下一秒他就会跪下来。
“主任和科里都知道了吗？”之前我也碰到过一些癌症晚期的患者家属，让我们帮忙隐瞒病情。但毛毛的状况太特殊了，我不能擅自答应这样的委托。
“我和主任说过，都知道的。”毛毛爸回答。
我松了一口气，点点头应了下来。
答应了毛毛爸保密的请求，我就不太敢跟毛毛说话了。之前我希望和毛毛多聊聊，但是他不太愿意搭理我；现在只能和他谈治疗上的事，聊别的就怕他问我：妈妈去哪了。
毛毛像个小木偶一样接收着各种难熬的治疗，他总是忍着，很少有反应，我摸不透他的情绪。
我总觉得他是一个聪明且早熟的孩子，虽然很少表达自己，其实心里已经在默默地起了怀疑。
原本只是毛毛爸妈之间的秘密，逐渐变成了全科室医生护士共同的秘密。
离手术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仿佛处于一级戒备中。
那段时间，不管谁代班，主任都会提醒一遍；甚至连查房，我们都生出了一种阅兵的仪式感。
大家互相一点头，整整齐齐迈入毛毛的病房，一切尽在无言中。
护士长指定了两位护士轮流照顾毛毛，尽量避免太多人和毛毛接触，暴露了秘密。
结果搞得不知情的护工阿姨都在八卦，是不是毛毛家有什么特殊背景，“咋还成了VIP呢。”
毛毛并不总是一声不吭，他偶尔会和爸爸说两句话，问的都是妈妈什么时候回来。
毛毛爸并不是一个善于撒谎的人，只是敷衍地告诉儿子：妈妈出去打工筹钱了。
毛毛的疑问变成了毛毛爸的催促。每次见我们来查房，他总要问上几遍“什么时候手术？”毛毛就坐在床上，低着头。
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听我们的对话。
手术前几天，毛毛住在4楼，毛毛妈住在3楼。毛毛爸主要陪护儿子，偶尔找个借口溜下楼，照顾妻子。
我们和毛毛爸艰难地守着秘密，面对毛毛探寻的眼神，我不知道毛毛爸还能在这样的内外焦灼中坚持多久。
5
终于扛到了手术前一天，我走进病房通知他们父子。
毛毛闻讯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偏头看了看爸爸。这是这个“小木偶”这些天来，第一次表露自己的情绪。
我又下楼给毛毛妈做术前谈话。
她满脸不在乎，一如既往扯着大嗓门，总是在我说到一半的时候打断，所有问题都围绕着儿子：最近毛毛的病情有没有变化，术后排斥反应发生几率有多高。
毛毛妈总是不认真听我的医嘱。
我多次劝她多吃点有营养的，她的术前检查显示是贫血，血压还有点高，可她大大咧咧地说自己身体好得很。我说得紧了，她们夫妻俩就煮一份白菜，算是“补营养”。
我叹了口气，将风险及注意事项讲完，最后问他们还有什么要问的。
夫妻两人对视一眼，毛毛妈缓缓开口：“医生，明天拜托你们，千万不要让毛毛见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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