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了二十几个学位,其中七个是北大的,为

原创魏然三明治

作者｜魏然

编辑｜恕行

第一次被发现修学分特别多，是在临近本科毕业的时候。

一个同学来宿舍找我，说本院的教务老师喊我去一趟办公室。临近毕业被教务找，通常没什么好事。我风驰电掣般赶去，进门好久气才喘匀。教务表示在打印成绩单的时候，发现别人的是1张，我的打到第3张还没有停止的意思。开始他们以为是打印机坏了，停下来才发现我修读的课程达到了恐怖的数量。他们喊我来只是想知道，我是怎么不通过教务，就能选课超出学分数规定上限的。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把“你们的选课系统存在漏洞”这件事委婉地表达出来。当时我没意识到这件事似乎并不平凡，也没有共情于他们的好奇，把这作为一个有趣的谈资。

因为没有人像我一样，可以让思绪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

保送北大应该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至少意味着可以在高考的时候目送同学入场，然后在大家疯狂答卷的时候，手持刚刚领到的录取通知书，在学校门口拍照。但于我而言，生物竞赛保送到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就如同武状元要上任做文官，表面的风光背后，隐隐昭示着一条很难的路。这让我还未曾体会本该拥有的狂喜，便无缝衔接到巨大的压力和焦虑之中。

于是高考结束后，我依然在做一个同龄人中的“逆行者”。进入大学前的暑假，我报了辅导班，学习英语和高数。学校新生论坛里有着种种话题，关于大学新鲜事的讨论、恋爱的憧憬、报到时准备东西的拿捏不定，也有学长对入学后艰难的语焉不详，和新生对英语分级考试的惴惴不安。我每每只是匆匆浏览，不知道是自己是在畏惧压力，还是创造出更多压力。和我妈一起坐火车从哈尔滨去北京报到，她早早去上铺睡了，我在下铺准备着两天后的大学英语分级考试，在硬卧车厢的小桌上做题到深夜。在入住宿舍后的第一个晚上，宿舍里四位同学也仅仅是简单寒暄，便默默投入了各自的复习中。

英语分级考试是入学后的第一道关。要根据一场统一考试的分数，将学生分为四个等级——三级、二级、一级和ABC级，分别对应需要上一到四个学期的英语基础课程。其中ABC级顾名思义，是从头学起，专门针对此前只学习了小语种，以及成绩实在太差的同学。不同级别上多少课倒还其次，这无疑是入学后对自己所处位置的第一次真刀真枪的衡量，对自信心的影响极大。因此，大家都很重视，逛校园之类的小清新都退居幕后了。

英语从来都不是我的强项。分级考试结果出来后，我位于一级，仅仅比ABC级好一点。虽然我有心理准备，还是有点失望。

当时的我还不知道，与英语相比，专业课的学习将是如何惨烈的一段旅程。

不晓得编程是不是特别需要天赋——我希望是特别需要，这样我就能仅仅用天赋不足来解释自己在编程上遇到的困境。也许和这所学校外的绝大多数人比，我学得还算不错，但当看到自己奋力两天搞不定的代码，求助下铺信息竞赛保送的同学，便在五分钟内解决时，还是有点绝望。况且他还是在看程序的时候鼠标和键盘都不碰，只根据屏幕上即时显示的信息，便判断出远在屏幕显示之外的地方出现了问题。

当然，这并不是我身边同学的上限。在他考试不及格的时候，同样的试卷也会有人得到满分。数学、物理、程序、算法……像云雾一样袭来，将我包裹，喘不过气。期末考试之后，踏着白雪走过未名湖，博雅塔的倒影在冰面上斑驳一片，我感到一丝陌生与凉意。

在大学的第二个学期，经过每天学习到凌晨4点20，日出后方才歇息的一段时光，情况依然没有明显的变化。我渐渐意识到，这种差距不是努力所能弥补的。

我想过转学院，但院系间的壁垒让这件事从纸面上就颇有难度，更不用说转系后需要降一级的操作了。对于小学升初中尚且着急跳了一年的我来说，这是彼时难以接受的代价。况且，常规的专业方向选择尚还保有一丝希望。

我所在的学院第一年不分专业，大一结束时根据兴趣选择具体的系进行后三年的学习。擅长编程的人一般选择计算机系，擅长物理的人一般选择电子系或微电子系，余下既不擅长编程，也不擅长物理的人，比如我，则选择了当时刚刚开设、第一次招生的智能科学系。它的招生宣传片由无数科幻电影片段剪辑而成，狂拽炫酷，暗暗吸引了我。虽然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其它几个专业于我显然已是举步维艰，慌乱中抓住一根稻草，也许能逃出生天。

然而稻草很快断了。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智能科学系，这个听上去科技感十足的专业是如此地陌生，让我常常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但我又属于哪里呢？这种归属感的迷失有时让我困惑。同样让我困惑的是接踵而至的专业课程，每一个新出现的难关都在刷新我对难度认知的界限。它们让我本就不多的信心瓦解，并让我看到一种哪怕尽自己所能，也无法抵及的境界。

我知道，自己也许可以继续在这个专业挣扎下去，哪怕跌跌撞撞及格的水平大抵也能在社会上所向披靡，但在校园里，在这个专业当中，面对着形形色色专业课的蹂躏，自己无疑是失败的，而且看不到有改变的可能。

怎么办？我不断地问自己。我不甘心让日子这么艰难地度过，但好像生活的一切都在一条既定的河流中被裹挟着前进，我无力逆水行舟，又挣扎不到岸边，只能随波逐流。我也知道，类似境遇的人也许还有很多，但眼前是一片黑暗和死寂，无数我解不出的问题结成一张大网，让我听不见周围的人，看不见周围的世界。

刚好那段时间，北大“流行”自杀，印象中在仅仅一年里，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的就有7个人。因为自杀大抵不会在寒暑假发生，所以在学期中间，主观感觉就是每月一个。上着课，写着作业，身边的同学就没了，然后继续上课、写作业。

和社会新闻中一边倒地批判自杀者“傻”和“不负责任”不同，在学校里，大家多少持理解态度。如果活着就是痛苦，那么大概死亡确实是解脱。尽管这种普遍的理解态度已经相当惊人。能进入到这所大学的人都不简单，真正心理脆弱的人是迈不过那道门槛的。一定是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才能让这些不简单的人崩溃。

在北大，入学不易，但被退学却相对容易。一门课挂科后没有补考，只有重修，重修再挂，这一门课就会导致退学；四年累计挂科5门或15学分会退学；某学期超过60%的学分挂科会退学；任何形式的考试抄袭，甚至包括某些课程的论文、作业抄袭，也会退学……在我入学的当年，我所在的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毕业率仅有不到90%。被退学的同学，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重新参加高考，就当一切从未发生，不愿意的话，就将以高中学历走入社会。许多人可能是所在县、市自建国以来第一个入学北大的，县委书记敲锣打鼓亲自相送，曾经何等风光。而今落魄归去，这一巨大落差让很多人难以承受。

我没有落差，一点都没有。在得知被这个专业录取的第一分钟，我就大抵知道会面临怎样可怕的境遇，并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对此做了充分的心理和行动的准备，却依然无法幸免，无力感更加强烈。

大学二年级的深秋，爸妈去大连看房，路过北京，顺道来看我。我们在家乐福地下门口的一家小店里吃东西，坐在店里仅有的一张能坐三个人的小圆桌上。点的菜里有一盘盐水肝，切成片状，排列整齐。我一片一片默默吃着，很慢。我的眼泪下来了。我和爸妈说，我不想活了。

他们当时的表现看起来很轻松，我知道大概他们只是不知道怎么处理，或者不想激化我的情绪。后来我爸委托他的一个朋友来请我吃饭，和我聊聊，看看此后是不是需要心理上的帮助。

爸爸的朋友聊的话题都是关于如何把专业课学得更好一些，但那时的我只想逃离。与此同时，另一个念头在我心里清晰起来——这件事大概只能靠自己解决。

一个人双目盲了，可能听力会慢慢变得很敏锐，这在生物学中有个术语，叫做代偿。我在专业课上的落寞，似乎也启动了这样一种现象。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曾经被忽视的生活吸引了自己越来越多的注意力。

我同专业课的纠缠依然在继续，但与通选课的联结也在增长。通选课对初学者更加友好有趣，涉及到的领域也更加开阔。虽然之前我也上过通选课，但更多是从学分、成绩的角度来进行选择，将它作为自己整体学业大厦的一些装饰。而此时，我想上那些课，不为别的，只为喜欢。

于是，几门通选课被我试探性地加入到新学期的课程列表中，它们的课程的名字听上去就会令我心中微微一动。我饶有兴味地投身其中，努力学习这些和专业看似毫无关系的领域，比如社会心理学、环境生态学和地球历史概要。

地球历史概要是通选课里很普通的一门，讲述地球的形成、演化，以及地质相关的知识。

期中时，课程安排了一次外出挖化石的活动。那是个很晒的周六，大巴车将我们拉到北京西边不知道是什么具体地点的山上。在沿途带大家认识了一些地质现象和岩石构造后，我们停在了一片化石采集场。周围满是破碎的沉积岩，同学们每人被发了一只锤子，自行选择感觉内部含有化石的岩石，猛砸便是。不时，一些化石从片状解离的岩石中显现出来。

我将书包大小的薄石板在地面侧立起来，抡起锤子，砸石板的侧面。薄石板是沉积岩，侧面看有点像千层饼，即便碎裂，也是碎成更薄的片。锤子是最廉价的地质锤，一点减震的效果都没有，砸上去经常石头没咋地，手震得发麻。但石头里可能有东西的兴奋让我根本顾不上手的疼痛，不断地用力敲击，试图打开这个埋藏了亿万年的盲盒。一旦发现石头表面出了裂缝，便更有了力气，但又要小心受力的角度，免得把薄石板从中间折断。整个世界都隐去了，只剩下一人、一锤、一石。

终于，石头裂成两半，或者说是两个更薄的片。在两半石片打开的刹那，一株看上去非常弱小的植物出现在眼前，似手指般长，松针般的枝叶十分纤细，但也足够清晰。那其实不是植物本身，而是植物在岩层中留下的压痕。我们所处的地层年代大约在4亿年左右，那时陆地上还没有动物，因此发现的化石只是几种不同形状的叶片，准确说，当时连“叶子”这种东西也还进化的不成熟，这只是叶子的雏形罢了。

每个人都满载而归，实在砸不出的同学也在老师悄悄推荐的石块中有所斩获。那是我第一次爬野山，第一次挖化石，似乎也是大学以来第一次参加课程附带的实践活动。

返程的路上，背包里装满了石头，那是自己亲手发现的化石中最精美的部分。我突然意识到世界的广大。何必纠缠在本专业之中，与空物之阵日复一日地搏战，我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事。

我的学业，乃至整个生活，就在化石采集场里锤子的敲击声中，悄然迎来了转折。

在接下来的一个学期，我把一些专业课退掉，换成了通选课——逻辑导论，艺术概论，太空探索，香港澳门概论，中国电影史，世界遗产，运动、营养与减肥，人类的性、生育与健康，巴西文化，变态心理学，素描，油画，象棋，国际象棋，围棋，日本文化艺术，国际关系与东亚安全，体育新闻专题，医学发展概论，台湾文学，教育社会学，地史中的生命，人类生物学，板块构造与地震，普通生物学，全球变化及其对策，医学史，营养与疾病，中医入门，成年期疾病早期预防，电影与心理，中国当代外交热点问题，中日文化交流史，电影中的二十世纪外国文学，电视节目制作与策划，博物学导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广告学概论，二战以来影视中的两岸关系，晚清对外关系的历史与人物……这些灿若群星的名字，每一个都承载了一段往事。我记得那些课堂的样子，记得在课堂上认识的同学，几乎每一位老师的音容笑貌，记得许许多多的作业和考题，记得有趣的课程片段与实践经历。它们历历在目，清晰无比，时隔多年依然如初见般冲击着我的心。

我渐渐不满足于通选课，开始大胆尝试选修其他院系的专业课——艺术学院的好莱坞电影叙事、心理学系的普通心理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海外华侨与华人社会……每学期的学分有上限，但我想上的课太多了，于是在课选满后又开始旁听——临床医学院的人体解剖学、中文系的金庸小说研究、体育教研室的桥牌、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世界电影史……我不断地选课、上课，拓展稚嫩的认知边界，奢侈地大嚼人类文明的成果，然后继续选课、上课。如果大学没有年限，我能永远持续下去，直到太阳变成红巨星。那时可能会太热，带有室外活动部分的课程大抵会受到影响。我仿佛是一个极端饥渴的人，历经两年的磨难与挣扎后，才发现美食其实就在身边。

博物学导论的期末考试是辨认一百种植物，校园中随处可见的花花草草由此冲进我的视野；逻辑导论又让花花草草瞬间褪去，将繁杂的生活琐事变成理性的逻辑符号。世界遗产的大作业要抽签写一个世界遗产的综述，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抽中了位于以色列的马萨达宫殿遗址，那里极度冷门，当时只有英文网页可以查阅，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次。我特意选了人类生物学课程，重温自己年少时竞赛的风光，超难的期中考试，我的分数差不多是相邻座位两人之和。文学、电影、中国的、世界的、现代的、当代的、文化的、商业的……我将不同学科扔进了头脑中，它们在震荡，在汇聚，最终结晶成一种极端复杂、不可名状的结构。

我依然是那个专业课学不好的人，但又已经不再是那个专业课学不好的人。

为了选课，我无所不用其极。在选课时，由于好的课程往往喜欢的人也多，就需要一种选人机制。系统会给每个选课的同学提供总共个意愿点，可以自行分配在自己想选的多门课程中。选某门课的同学根据意愿点排名，对应着不同的抽签概率，最终抽选出课程名单，被淘汰的同学只能等着后期捡漏，或者另择他课。

我从数学和算法上仔细研究了投点功能的排名及抽选方式，设计了一套不同选课战略下分配意愿点的方法，此后一直保持着极高的中选率。在同学的提示和帮助下，我努力挖掘选课系统的漏洞，并利用漏洞，在每学期的学分上限之上，再多选一门课。我甚至将这些选课经验连同关于许多具体课堂的体会一起，写成了论文式的《通选课选课学概论》，长达上万字，发在学校BBS后，被几十个版面同时转载。

与此同时，我的日常生活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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